數字經濟視野下網絡數據流動的法律隱患及應對

數字經濟時代，網絡數據作為新興生產要素，與國家發展戰略深度融合，以其為犯罪對象的案件數量亦與日俱增。我國雖通過民法典、數據安全法、刑法等初步構建起法律保護體系，但網絡數據流動涉及網絡數據產生、移轉、利用、銷毀等多個環節，鮮明的動態流動屬性下，暗藏的諸多犯罪風險僅依靠當前碎片化立法難以有效規制。筆者對2018年至2023年初A市378件涉網絡數據犯罪問題的案件進行剖析，并提出有針對性的應對舉措。

一、數字經濟視野下網絡數據流動涉及的法律隱患

網絡數據所涉法益涉及個人權益、企業機密、國家安全等各個方面，亟須構建公益及私益于一體的罪名體系，但我國涉及網絡數據的既有罪名偏重于個人權益保護，對企業機密及國家安全的保護罪名不僅稀少，而且極為分散，難以有效應對紛繁蕪雜的社會現實。當前，我國刑法專門的數據罪名僅可見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二款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但樣本378件案例所涉及的罪名還包括侵犯商業秘密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等8個罪名，此類罪名多通過對數據所涉內容的擴大解釋來加以規制。另外，當前權益保護偏重個人而疏于公共法益。網絡數據犯罪的罪名雖分布于刑法分則各章，法益侵害卻高度聚集，如198件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占據樣本案件的“半壁江山”，成為最典型樣態；其余罪名數量均未超過50件，侵犯商業秘密罪等5項針對企業、國家安全的犯罪數量占比僅為6%。當前司法實踐已對公民個人信息形成較為完善的保護，故相關案件頻繁駛入法治軌道，而對法人、政府、國家等公主體大數據，相關保護尚付闕如，呼吁法律層面更為有力的保障。

二、數字經濟視野下網絡數據流動法律隱患的應對舉措

（一）加強網絡數據有序流動的平衡規制

網絡數據作為重要生產要素，主要創造的價值源泉即在于流動。但若缺乏體系化規制，則無序流動不但無法發揮其應有功效，還可能滋生諸多刑事問題，建議以多方利益衡平為基本原則，平衡法律規制與數據流動創新之間的關系。

依托各類大型網絡平臺，網絡數據承載的信息愈發多元，不同利益主體訴求多樣，各方利益沖突也隨之加劇。對于表征公民權益的公民個人數據而言，利益側重點是“個人數據安全”。對于表征財產權益的企業數據而言，其利益是“網絡數據自由流動”，旨在通過健康的自由流動實現企業價值的增加。對于表征國家安全的國家網絡數據而言，利益側重點則在于“網絡數據主權”，避免敏感網絡數據泄露國家秘密。網絡數據動態流動過程中，圍繞其保護與利用，公民、企業與國家各有訴求，人格權益與商業價值、公共管理、國家安全彼此交織，如何最大限度衡平三方主體權益成為問題關鍵。

對此，筆者嘗試提出以“三方平衡”為基礎的“兩端強化”方案，即在兼顧上述三方主體利益的基礎上，一方面強化網絡數據安全的獨立法益地位，通過專門章節一體化構建網絡數據犯罪刑法規制體系；另一方面強化網絡數據犯罪罪名設置，通過完善既有罪名與新設罪名共同實現網絡數據流動的全流程保護。

（二）完善網絡數據動態流動的罪名設置

網絡數據因流動而價值彰顯，其獨立的法益地位要求我國刑事立法構建更為完善的保護體系。

1.完善既有罪名設置

我國刑事立法雖不斷完善網絡數據相關罪名體系，但仍面臨罪名數量少以及規制力度不足、罪狀不明確的問題。如司法實踐中多將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中的“其他技術手段”限定為未明確提及的侵入手段，然而，云儲存技術的發展下，網絡數據已可脫離計算機信息系統存在，通過云端虛擬服務器的“無接觸式”侵害數據案件劇增。筆者認為，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中，無論行為人采取何種手段，其目的及重點均在于獲取相關數據，至于所采用手段對法益侵害并無影響。因此，將“侵入”作為構成要件的限定要素，嚴重掣肘對數據安全法益的有效保護，有必要消除此不必要的障礙，以最大化地加強對數據的保護。

2.增設新罪名實現數據完整保護

網絡數據快速流動的社會現實還呼吁新立法資源的滋養，除了建議增設網絡數據犯罪專門章節之外，現階段還需重點加強公共數據權益保護。筆者建議針對問題突出、危害嚴重、性質惡劣的涉公共數據犯罪增設新罪名。公共數據并非當然屬于公開數據，其公開與否與如何公開需由政府部門代表國家決定，并負責具體管理使用。作為社會秩序、公共利益和國家安全等多元價值的集中體現，公共數據結合大數據挖掘技術，可有效梳理碎片化、各層次的多樣信息，成為社會綜合治理趨勢預測、效果評估等的重要依據。這一特殊性決定了公共數據的非私有化，法益重要性可見一斑，但與之相對的則是當前刑事立法的空白。為避免規制缺位下侵害泛濫，筆者建議關注公共數據與國家安全、經濟命脈、社會公共利益、重大民生的關聯性，增設非法收集、使用、公開公共數據罪，從而彌補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對公共數據規制不足的缺陷，實現對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特殊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