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是國家用來實現其期望的一種工具。社會共同擁有和共享的道德準則迫使其政策制定者起草代表社會風氣和期望的政策、法律和法規。

歷史上,人類一直依賴信息和數據在社會中進行創新和創造價值。銀行和金融部門、醫療設施提供商和政府實體一直依賴信息和數據來提供服務、創造產品,并為整體社會經濟增長作出貢獻。然而,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數據的規模、結構和可用性是各不相同的。

在當今世界,計算能力的提高使企業、公共及私營組織能夠以龐大數據庫的形式更好地構建數據,并利用分析來產生商業情報,促進價值創造。有了這些計算和分析能力,人們可以通過越來越多的途徑來了解人類的購買、開支和消費習慣、基因圖譜、旅行史、病史等行為,來發展人類的行為檔案。雖然這些能力為人類社會增加了價值,但它們也伴隨著侵犯個人隱私的風險。不幸的是,圍繞著個人數據的討論只集中在保護其不被泄露或防止被破壞。然而,保護個人數據的主要目的是確保對這些數據的處理不會造就一個更加不公平的社會,帶來不公平的結果。

今天,大量的離散數據使我們能夠將更多的細微差別和創新帶入公共政策中,從而有助于消除社會失衡現象。公共政策專家希望利用公共和私營組織積累的離散個人數據,有效地解決與醫療保健、財政可持續性和整體安全問題相關的問題。為了提出政策建議,需要確定人類行為的廣泛模式,并提出可能需要一些算法進一步決策的解決方案。這種對人類行為或偏好的識別,然后將其與民族、種族或宗教聯系起來,可能會導致社會內部的裂痕進一步加深。

因此,對個人數據的保護不僅僅是將其安全地儲存在保險箱或信息系統中,而是對其進行公平的處理,這有助于消除或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階層中的不對等。但是,當這些個人數據被用來制定可能具有壓榨性質的政策,或者用來針對社會的某一部分特定階層時,那么很有可能最終會使偏見和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合法化。隱私倡導者有一個強烈的看法,就是使用這種離散的個人數據可以加強掌權者的掌控,并培養出榨取性的公共政策,社會上的少數群體可能被進一步鎖定為壓榨對象。

考慮這樣一種情況:在一個社會中需要解決日益增長的醫療費用,當公共政策制定者開始仔細研究數據時,他們發現很大一部分醫療費用與治療某種特定的疾病有關,而這種疾病可能在特定種族或民族背景的個人和家庭中更為流行。如果類似的信息被公共政策制定者或監管機構用來允許醫療保險公司提高屬于該種族或族裔社區的個人的保險費,那么它可能會使該社區處于不利地位,或者可能使類似社區的一些人根本無法負擔醫療保險。

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社會上的少數群體可能會受到政策決定的影響,從而對社會結構造成損害,因此,這樣的數據處理可能會導致問題的長期存在,而不是解決方案。因此,數據隱私問題的本質應當被看作是一項公共政策挑戰,而不僅僅是一個信息安全問題。保護個人數據的目標與創建一個公平、和諧和公正的社會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