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空間戰略論壇 | 中美展開網絡安全博弈的重點議題

網絡安全是中美戰略博弈的一個重要問題。美國拜登政府于 3 月發布《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Strategic Guidance），將網絡安全事務提升為政府的當務之急。結合其對華政策的基調，美國拜登政府在涉及國家安全的網絡議題上將延續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對華打壓策略，從軍事、情報、經濟、技術、聯盟等方面對我國采取更為強硬的舉措，全面限制中國在信息通信技術（ICT）領域的發展，通過拉大雙方在網絡空間的實力差距增強美國的競爭優勢。

一、對我國關鍵目標采取試探性網絡破壞行動

美國網軍“持續交手”和“前置防御”的戰術策略不會改變。美國學者詹姆斯·劉易斯（JamesLewis）曾撰文表示，網絡空間的威懾策略是行不通的，美國必須摒棄“威懾”，并通過采取果斷的行動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阻止主要對手的惡意網絡行動。這也體現了美國網軍的政策立場。未來，美國網軍對我國采取持續性的網絡對抗行動有兩個目標。一是阻止針對美國的惡意網絡行動，這是最直接的目標。美國網軍可能鎖定中國軍事部門、情報部門、國家核心部門的網絡基礎設施、工業控制系統、核心人員的個人設備等關鍵目標，采取更加果斷的網絡進攻手段，降低我方的網絡行動力和攻擊能力。二是與競爭對手達成心照不宣的網絡空間協定，這是中長期目標。美國并不希望與競爭對手在網絡空間“大打出手”。為此，美國網軍可能采取間歇性的網絡破壞行動，根據對手的反應控制行動的節奏和強度，傳達戰略意圖，確保競爭對手了解美國在網絡空間的界限，同時控制行動導致沖突升級的風險。為此，伴隨網絡軍事行動的施壓，不斷展示其破壞能力，美方也可能提議與中方就網絡安全議題進行談判。

二、將中國列為美國情報工作的優先目標

美國拜登政府的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中國應該成為美國情報界的一個優先目標。在國家安全和間諜活動方面，中國是美國的“對手”（adversary）。海恩斯還表示，新政府需要采取比奧巴馬政府更有攻擊性的手段，并且將投入更多的資源專注于中國問題。從內容上看，美國對華網絡情報斗爭的焦點已從反制網絡商業竊密轉移到確保供應鏈安全。根據 2020 年情報總監辦公室發布的《美國國家反情報戰略 2020-2022 年》（NationalCounterintelligenc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 2020-2022），美國情報界開始以供應鏈安全為抓手，評估競爭對手的戰略意圖以及利用美國供應鏈的能力，從而為后續的國家行動提供決策支持和依據。2021 年 2 月，美國拜登總統上任后簽署的《關于美國供應鏈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America's Supply Chains），內容包括對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的強制性審查。美國情報界的工作重點將落在加強威脅識別，識別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高風險供應商、產品、軟件和服務等方面。

三、采取更加積極的信息影響行動

美國拜登政府指出，美國“將追究破壞性、干擾性或破壞穩定性的惡意網絡行為者的責任，并采用網絡和非網絡手段施加重大成本，從而對網絡攻擊做出迅速和相稱的反應。”通過采取更加積極的信息影響行動，美國可以緩解網絡取證、信息來源和行動合法性的問題。

在國際政治中，為了使報復惡意網絡行動的措施更具合法性，美國將更傾向于向公眾、同盟及對手有選擇地披露關于網絡攻擊行動的信息。這一策略既可以有效利用在全球占據傳播優勢的美國社交媒體平臺，以更加透明、主動的方式強化單方面的責任認定，同時，可以擺出更加果斷的姿態，闡明打擊網絡空間惡意行為的立場和原則，最大限度地爭取輿論支持。

在國內政治中，美國將繼續借用美國智庫的聲音抹黑中國。在美國學界國家安全研究泛化的背景下，網絡議題的安全化、政治化趨勢在所難免。美國智庫的專家通常是美國國會各類政策性聽證會的常客，在華盛頓有一定的影響力。隨著美國智庫在越來越多的行業研究中引入“國家安全”概念，這些以“國家安全”為由夸大中國威脅、質疑中國企業獨立性的觀點很有可能成為美國政府限制中美之間的貿易、投資往來，限制中國信息技術產品和企業的證據。

此外，美國拜登政府將以香港、新疆等問題為切入點，繼續在人權方面批評中國，更容易做出“成績”獲得選民支持、也更方便收獲盟友的響應，從而在對華戰略競爭的語境下提高其政策行動的合理化。

四、聯合盟友遏制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隨著中國在數字領域的崛起，美國意識到中國正對全球規則產生影響。美國拜登政府稱，美國將重新致力于網絡問題上的國際參與，與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努力維護現有網絡空間全球規范并塑造新的規范。拜登政府重返國際舞臺的政策主張，與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對華政策理念殊途同歸，美國拜登政府意在發揮美國傳統的聯盟優勢，借助聯盟的力量遏制中國。

首先，美國將極力限制中國在區域內發揮影響力。美國通過印太戰略在印太地區建立由其主導的安全、技術與經濟架構。在軍事方面，加強由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建立的“四方安全對話”；建立“D-10集團”，即“G7”加上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在貿易、科技、供應鏈等方面限制中國發揮作用；與日本和印度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進行合作，啟動新一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以抵消中國“一帶一路”倡議。

其次，防止中國擴大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包括影響國際經濟秩序、技術標準、國際組織、政治制度等。結合美國拜登政府近期與其盟友就科技、網絡等問題密集溝通，可以判斷，為了保持領先，美國拜登政府將聯合盟友，甚至可能采取更為嚴苛的手段限制中國在相關領域的影響力。這樣的舉措可能受到盟友的部分支持，例如，歐盟已有官員向議會提出與美國合作建設“跨太平洋科技與貿易委員會”，以共同制定針對新技術的標準。顯然，這樣的舉動背后有阻止中國成為標準制定者的考慮。

五、以供應鏈安全為抓手加快中美信息產業脫鉤

在科技方面，中國被美國認為是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同時，美國拜登政府將中美科技競爭看作是一個涉及國家安全的重要議題。拜登政府將促進美國的基礎設施、5G、人工智能、電動汽車、輕量化材料等方面的建設和發展——這些同樣是中國近年集中發展的一些領域。可以預見，在拜登政府時期，中美在科技方面的競爭仍將激烈。

首先，出于 ICT 供應鏈安全的考慮。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特定行業的投資流入和產品出口，更將成為維護核心產業供應鏈安全和技術領先的主要手段。特朗普時期出臺的部分法案，如 2018 年的《美國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和《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Foreign Investment RiskReview Modernization Act）還將繼續發揮作用。對芯片行業，美國拜登政府特別表示，將尋求 370 億美元資金的支持，并通過國會推出相關法案，以強化美國芯片生產能力。可以看出，美國拜登政府集各方力量保證美國供應鏈安全問題的決心。

其次，美國政府對相關產業的扶持成為美國拜登時期在所難免的趨勢。政府將可能直接加大對企業和學校、科研機構在核心科技創新、研發方面的資金支持，特別是考慮到拜登的副總統哈里斯是來自加州的議員，與美國的科技巨頭保持密切關系，美國可能從政府角度給本國的研究和科創產業更多支持。

此外，美國拜登政府可能通過“小院高墻”的方式，對中國在科技方面的發展進行各種限制。美國拜登政府還可能尋求建立新的、針對新興科技等領域的“聯盟”，或是在已有的國際組織框架內創建新的規則，以團結可信賴的盟友，保證半導體、人工智能等重要技術的供應鏈安全。

內容來源：本文刊登于《中國信息安全》雜志2021年第6期

?文│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 魯傳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