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認知戰新時代：美國在俄烏沖突中成功塑造“困俄”環境

“情報”通常是支持高層決策的工具，然而美國政府在俄烏沖突爆發前主動公布了關于“俄羅斯正在準備發動對烏軍事行動”的秘密情報。美國政府這一不同尋常的做法——主動公布顯然會對需嚴格保密的情報來源和方法造成巨大風險——不單成為其拉攏西方盟友并削弱俄羅斯對烏“特別軍事行動”正當性的重要手段，可能也意味著一個“情報認知戰”新時代正在開啟。在這個新時代里，充滿秘密行動及對抗細節的“情報”不再只是決策支持工具，更是一種可通過塑造對手高層、一線單位以及公眾認知來實現某一方政治和外交目標的強力手段，華盛頓郵報的新長篇報道《俄聯邦安全局在俄失敗的對烏戰爭計劃中扮演重要角色》便是一個非常新鮮的例子，而美西方在未來臺海中再施類似手段也毫不令人意外。

華盛頓郵報的新報道所披露的細節凸顯了華盛頓在說服其歐洲盟友及烏克蘭相信“俄羅斯即將發動對烏軍事行動”時所開展的大量工作及其面臨的挑戰。在塑造有利于美西方敘事之國際認知環境的過程中，美國政府積極主動地運用美國情報界精挑細選的情報產品，曝光俄羅斯軍隊作戰規劃及調動情況、俄政府及軍隊高層內溝通決策等重要情況，同時美國政府還傳遞出這樣的一個強烈信號：美國有能力通過人力及技術情報手段在莫斯科高層圈子里取得其所需的情報。

俄烏沖突并不是美國第一次使用戰略情報來在國際舞臺上實現其政治意圖。1961年，美國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了蘇聯在古巴部署中程彈道導彈的航空拍攝照片，促使古巴導彈危機向有利于其的方向發展；40年之后，時任美國國務卿柯林.鮑威爾親自擔任主角的“洗衣粉”事件成為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導火索——這是一個產生反作用的案例。而美國政府情報運用在俄烏沖突案例中最創新的部分在于其會每日甚至間隔數小時向盟友傳遞或直接公布關于俄軍事準備的情報，此時美國政府手上的“情報”不單是其高層決策的一個要素，更是一個瞄準俄羅斯、美國盟友及烏克蘭、國際社會乃至普通民眾，傳遞“在莫斯科決策體系里面也有美國及其盟友耳目”這一信號的強力武器。

當然，“保護情報來源和方法”與“公布情報”之間需要取得必要的平衡——無論是華盛頓郵報的長篇報道，還是之前的若干媒體文章，都謹慎地避免了泄露某些可能損害美西方對俄情報優勢的細節，這也側面反映了“公布情報”本身就是美西方一個經過精心策劃的行動。最后，在當前一條推文都能引發國際摩擦的國際環境中，“情報”成為各大國實現其地緣政治意圖的新工具似乎已不可避免，而這又將對這個古老行業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