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美國政府再次出臺系列對華芯片新規。眾所周知,隨著中美戰略競爭,尤其是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美國政府動用各種政策工具不斷升級科技遏華手段。2022年8月推出《芯片與科學法案》以來,更是頻繁出手,圍繞芯片出口管制大做文章。對于美國發起的這場芯片戰,除了要跟進與把握其“招數”,即定位分析各項出口管制措施的技術要點與產業影響之外,更要把握其“路數”,即對各項措施背后的整體考慮與行為邏輯,做到心中有數。目前,技術界與產業界已對前者做了大量解讀,本文則著重后者進行一些跳出管制本身之外的觀察與思考。
回溯美國政府開打對華科技戰的進程,不難發現,但凡有重要政策推進,都會通過敘事,即釋放各種信息,通過與媒體、智庫充分聯動的方式,引導國內外輿論與塑造社會認知,從而達到營造所謂有利于政策出臺與落地的內外環境。
比如為發動科技戰,美政府與智庫不斷發表所謂中國正借新興技術與后發優勢超越美國,并在世界上擴展其影響力、“中美超級大國競賽核心制勝要素是技術和創新”等言論。近兩年,更是充分利用新一輪人工智能發展熱潮,聲稱中國試圖通過發展人工智能實現軍事能力的“跨越式”發展。“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資可能會‘削弱’美國的軍事優勢,‘破壞’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并在人權和個人自由方面‘挑戰’美國價值觀和傳統”,最終將全面挑戰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及全球范圍內的相對優勢和領導地位,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等。此次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對新規的解讀再次沿用了這種話術,她聲稱采取新的對華芯片出口限制措施是為了防止中國將其用于軍事目的,“應對其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這是將美破壞技術與產業發展的行為“美化”成維護國家安全的“合理關切”。
美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為其戰略措施的出臺尋找“合理借口”甚至占據所謂“道義高地”。這給我們帶來的反向啟示是,敘事較量也是構成這場科技戰的重要維度。事實上,按照美這套話術體系,對于其他國家而言,作為科技實力最強的美國,是不是才應該是最大的安全威脅,它無節制無制約開發與應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新興技術的行為是不是最應該受到規制?
近年來,美國政府新興技術領域的戰略與政策推進整體呈現彈性空間較大的特點。一方面,這是新興技術與應用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對于多數處于發展初期的新興技術而言,其應用場景及后續影響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因此,無論是戰略規劃還是政策制定往往需要不斷調整;另一方面,但凡涉及博弈與競爭,戰略政策的推進就不會完全遵循一方意圖,對方的回應與反制,即雙方互動也會使得相關政策的落地效果存在極大不確定性。
對華芯片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的不斷擴充,所謂“安全護欄”的出臺、管制技術標準的不斷調整等,種種跡象表明美政府根據前期政策推進效果,不斷在校準政策措施,試圖織密管制網的做法可謂一以貫之。實際效果如何呢?直到目前為止,無論是政策界、產業界還是學界對于美科技戰與芯片戰的實際效果尚沒有準確評估,事實上,也難有準確評估。一是需要時間;二是難度太大,包括芯片在內的任何技術產業都是一個生態,它十分復雜且不斷演進,可以管中窺豹但難得全貌。這也是為什么美內部也存在戰略疑慮。
無論是打科技戰還是芯片戰,美國政府主要依靠的是兩大助力。一是科技巨頭,因為對于整個技術生態而言,他們是技術、是標準,更是產品市場;二是所謂盟伴體系,因為技術生態具有相當靈活性,對于各種限制都可以尋找替代供應源,美國政府早就深刻認識到這一點,因此,一直致力于推動管制措施向更廣泛的多邊模式轉變,試圖聯合更多的盟伴,達到所謂共建“芯片供應鏈彈性網絡”的目的。
但事實表明,這兩大助力并非完全“同心”。包括英偉達、英特爾、高通在內的科技巨頭對美相關政策“怨念”頗重,一方面的確有利益受損的考慮,另一方面作為真正的“專業一線”,他們普遍擔心美政府的做法最后會事與愿違,結果只能是“刺激了一個競爭生態的快速形成”,而美不一定能夠跑贏該生態。同樣,對于美盟友而言,無論是本國利益的維護還是對華關系的綜合考量,他們并不愿完全成為美的棋子。更何況,中國本身是決定棋面走勢的“持子方”,只要我們繼續保持戰略定力,秉持科技自立自強,堅持開放合作,就能夠化“變數”為機遇,贏得棋面主動權。
Anna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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